纽约新美术馆的第二届三年展的标题“不受控”，诞生于近来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及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其中最突出的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本次三年展的参展艺术家及组合有34个，年龄介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之间，他们中的大部分此前从未在美国展出过，不过也有像阿德里安·比利亚·罗哈斯以及傅丹这样的国际双年展座上宾。策展人Eungie Joo希望展览能够“拥抱这一代人迫切的能量，”但这种主动对号入座无论在艺术还是政治层面都被证明是容易失控的。

从顶层展厅出发看展，你首先会遇到一个安放在地板上的，有着卡尔·安德烈风格的由纸币堆成的立方体。标签说它是由曼谷艺术家普拉特查亚·芬颂数次将自己的五千欧元兑换成津巴布韦币（世界上最弱的货币之一）的结果，由此呼应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将货币兑换成“艺术商品”的行为。现成品、过程中的行为性以及批判的姿态，这件作品和展览中许多其他作品一样，给人留下了极少另类解读的空间。艺术品本身似乎只是一种残余，对某一种更长期的企图的图解，或者注脚，并且经常采取一种探索性干预的形式，而这些干预又往往看似从大众批评理论中衍生而来的—新殖民主义、关系美学、身份政治等等，这些正成为艺术圈的新正统。

在五层展厅的最里面一角，变性的美国亚裔艺术家吴曾眼神直盯着镜头，机械地背诵着一段自闭症权益运动家阿曼达·巴格斯的文字。背诵对于摘录文字是一种暧昧的阐释（吴曾本身有理论教学的背景），而艺术家的迅速成名（比如今年在新美术馆和惠特尼双年展的双重露面）也同样很能说明问题，并且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当真实世界中的少数族群正努力承受并且抗击着各种隐性的偏见时，那些打着少数民族牌的艺术家却能在艺术界畅行无阻，因为多重“他者性”，和许多其他标签一样，是每一个主流艺术机构都拼命要在群展中涵盖的内容，为了取得某种所谓的平衡，为了政治正确，而自觉落入窠臼。

和展览名称一样及时，许多作品反映了近期的政治经济问题。在芬兰艺术家迪立威·达卡拉2008年的作品《培训生》中，艺术家讲述了自己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短暂工作（或假装工作）一个月的经历—她几乎什么也不用做，只需静静坐着，与他人隔开。这个多频道装置模拟了办公室的场景，记录了她对于办公室生活的行为介入以及同事们的反应。作为一种对于安静的企业世界个人化的颠覆，作品始终给人一种浮于表面的印象，在讽刺白领生活日复一日的重复无聊方面，兴许还不如《办公室》这样的电视剧入木三分。

越南艺术家傅丹在他2011年作品《我们人民》中以铜材重塑了自由女神像的“表皮”，并将其拆解成一块块版面，有点理查德·塞拉的影子。该作品探讨了全球资本主义中内在的劳工问题，但欣然默许了一种大家过于熟悉的解构姿态。反而是胡志明市和洛杉矶的艺术家组合“螺旋桨小组”从一种更有趣的角度探讨了意识形态问题：根据他们重新包装共产主义的要求，一个无名的广告公司制作了一段异想天开的动画视频。最终作品以五个频道的影像装置同步显示了广告制作的讨论过程。这件作品和许多其他作品一样，让人想起侯瀚如与汉斯·乌里奇·奥布里斯特最近的谈话，侯瀚如在其中谈到并警告要防范近来艺术实践中泛滥的“政治异国情调以及对他者的消费”。

那些不太关注理论出处的作品反而别具吸引力。这里包括巴西艺术家辛西亚·玛切尔和迪亚哥·马塔·马查多2011年的影像作品《世纪》—作品俯察一条肮脏的街道逐渐被各种碎片、桶、水管占据的过程，背景中不断响起的有节奏的撞击声准确而又富诗意地呼应了近来发生的各种事件。还有阿根廷艺术家阿德里安·比利亚·罗哈斯的表面开裂的庞大陶土雕塑《一个曾经爱我的人》，让人联想到被废弃的机械装置，它高大的存在将画廊转化为某种反乌托邦式地带，又让人浪漫地想起科幻小说和漫画中经常幻想的后启示录式世界。还有同样是阿根廷艺术家的玛利亚拿·德耶利亚的作品《真相之日》，一个满载着现成品和杂玩的“奇趣屋”，比如一把光秃秃的树枝将每一根分枝都伸进一排大小、形状各异的白色瓷杯中—整齐安放在木架上。

在二楼，开罗艺术家哈桑·汗的2010年影像作品《珠宝》引人驻足，伴以艺术家本人创作的有高度感染力的沙比音乐（一种在开罗广受欢迎的将传统乐器和电子乐结合的门类），影像一开场时以近镜头表现了一条闪闪发光的琵琶鱼，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缓慢旋转的迪斯科球上的蓝色霓虹影像。随着镜头慢慢远离，我们看到两个人物，一个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的矮胖中年男人，和一个穿白衬衫和卡其裤的瘦削男孩，他们居然在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黑匣子里跳着舞。随着二人同时转换舞步，发生互动，镜头也越拉越近，在这场看似无限的舞蹈中，二者之间永恒的距离似乎是对任何性质的关系中难以言说的幽微之处的一个生动比喻。再因为具体的互动以及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阶级和权力斗争，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诱人的、难以置信的能量，使众多观众久久驻足。

大量的影像、装置及其他多媒体作品让伦敦艺术家琳涅特·伊亚德姆·博克耶的系列多幅表现性的，看似学院派的以非洲人为对象的肖像油画几乎成为某种象征性摆设。本次展览中的小型绘画和壁画略显平庸，除了香港艺术家李杰在粉蓝色卡纸上绘画的一系列对他个人有重要意义的商品LOGO，在他低调的装置《刮台面和其他》中。

总体来说，本次三年展综合了大量不同的方向和议题。在许多作品中，体制批评、身份政治和社会行动主义（不管初衷有多么良好）等老药方仍然左右着创造力的发挥。如何在这种新近的体制化之外运作，寻求更多有意义的投入将会是这一代艺术家以及未来艺术家所面临的挑战。阿根廷裔伦敦艺术家阿玛利亚·皮卡的作品《文氏图》—两个在墙上交叠的有色光圈引发人们对另一复杂命题的反思：随着当代艺术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边界拓宽，企图包含更广阔的命题，并且与其他学科交叉—有时候会制造出某些杂交品种，它可能本质上是其他学科的成熟产品，不管是戏剧（去年纽约行为艺术双年展中激烈讨论的问题）、政治科学研究项目还是无政府主义运动，无所不包和过度稀释之间的界线究竟在哪呢？说到底，在这里面艺术机构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也许在下届三年展中我们会找到其中某些答案。 王辛（由梁幸仪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