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梁志和在伦敦的第一个个展“我们必须构建以及毁灭”提供上下文的是建筑师阿斯顿·韦伯,该展览名字来源于这位建筑师在《未来的伦敦》(1921年)一书中发表的文字。在《阿斯顿·韦伯的预言》(2011年)中,由韦伯设计的香港立法会大厦的照片被展示在一个灯箱上,这个灯箱上还蚀刻有韦伯对于未来伦敦的想象:一座新城,所有曾经晦暗的街道都被打开,阴郁的房屋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光、空气和美丽。而立法会大厦的照片记录了这座香港殖民地时期留存下来的建筑物被树丛、混凝土高层和钢铁玻璃摩天大楼包围的情境,在构图上与《无题》(2011年)相关,后者是赫伯特·梅森1940年12月为圣保罗大教堂穹顶拍摄的图片(该座教堂是韦伯设计立法会大厦的灵感)—教堂正笼罩在二战德军空袭的烟幕下。这两幅图以视觉的方式呈现了伦敦和香港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而其他五件作品则意在更多层次的干扰(或介入),以打破经常对时空的复杂性作简单化处理的线性历史观。

同一系列的四件灯光装置通过立法会大厦弹痕累累表面的图片体现了去语境化的观念,那是1941年12月日军侵华时香港保卫战留下的战斗痕迹。一些脱离了原本语境的短语被刻入有机玻璃表面,比如《“我很高兴我们被炸了”》(2010年),这句话本是白金汉宫在二战闪电战中被德军轰炸后英国王后讲话的片段,还有《“敌军轰炸”》(2011年),标题这几个字是从阿斯顿·韦伯设计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外立面上的一块石板的文字中提取的,该文字是为纪念二战期间伦敦遭受的轰炸而刻写。

当来自过去的词语从原本语境中剥离,被重新定义时,会有什么危险呢?在过去十年目睹的连年战事,包括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可怕的“震慑”轰炸,2006年7月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的战争,还有更近的北约对利比亚的轰炸,我们对于敌军轰炸,或者甚至是对被炸的感激,还能说些什么呢?当光穿透每一个弹孔,而话语从有机玻璃透明的表面浮现,比如《“我们还需要战斗”》(2010年),引用的是2010年国际家务工网络在立法会大楼外抗议最低工资标准时使用的口号。而《“停止无意义的抵抗”》(2010年),则引用了日本人1941年在香港空投的宣传单上的话。如何理解这样的口号,与“谁”和“什么”构成了今天的“敌人”这个问题一样难以解答。

这类问题使人想起梅洛·庞蒂,他在1945年发表的论文《战争已经发生》中指出,能让我们彼此互为人类,让意识间关系变得透明,让普世性变成事实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大家生活在一个过去的创伤完全被清除,有效的自由条件已完全实现的社会中。而在此之前,他写道:“社会生活仍将会是幻影之间的对话与斗争—而真实的血和泪却会突然汩汩流出。”但为了消灭过去的创伤难道我们不应该首先直面它们吗?那些所谓的“幻影”会是一般化的纪念石板,孤立的声音片段或者凝固历史瞬间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建筑物吗?在我们回避以批判的态度面对或者应付它们时,那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语境是否已经沦为幻影,以一种脆弱的“去语境”状态存在?正如梅洛·庞蒂曾在1945年说道:“我们已经暗暗下定决心对历史中的暴力和痛苦一无所知,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太幸福、太脆弱而无法正视它们的国度。”比较与对比:那时和现在。斯蒂芬妮·贝里(由梁幸仪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