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福建莆田的附近，是一个有点像岛屿的村落，四周环山，木兰溪绕山而过。因为村子在丘陵地带，没有什么田，村子离海还有几十公里距离，捕鱼也不方便，村民就靠种植龙眼、枇杷之类的果树生活。我们那边常开玩笑说，整天吃稀饭是有原因的，因为没有水稻，米很少，煮一锅的汤才能放一点点的米，主要以地瓜为主食。所以，大家只能外出去谋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们那里就有许多人去南洋，我奶奶的哥哥就是一个蛇头，把想去南洋的人汇总，再开船到那里。第一辈出去的人很苦，一开始要么去橡胶园干活，要么去挖矿，但他们勤劳，有经营头脑，后来很多人在经营庄园。这些去南洋的人，我们有一个专门称呼叫“走华侨”，我们的村子也成了“侨乡”，也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侨乡文化”。东南亚文化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建筑上，喜欢用马赛克装饰，有一股强烈的伊斯兰风格。不过，村民很少有人明白，就是觉得它好看，而这种审美就是早一辈去南洋的人流传下来的，代表着先进与财富。另一方面的独特性体现在对祭祀、拜神的热衷。比如，春节前农历二十五的早上，我们要祭天地，从零点到早晨五六点都可以，全家人都要祭拜，邀请道士来作法事。我们每年都会从杭州赶在农历二十四的晚上到，一大早不睡觉等祭拜，特别是在我奶奶去世之前，大家觉得这是好几代人团聚的机会。仪式和祭祀的活动，会让人从城市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包括许多和我一样，在外地的同学回来都有这个原因。我妈妈在城市里帮我们带小孩，就特别想回老家，其实回去很忙，整天拜这个、拜那个的，虽然这种行为有一定的盲目性，但是她觉得很充实。而村里大规模的祭祀由族长管理，人选是算卦选出来的，每年选的人不一样。在农村的“势力”多多少少跟家族有关系。我们也有这样的家族概念，总会关注堂兄堂弟在做什么，因为大家是住在一起，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许多家族活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理解父亲他们四兄弟之间的关系，知道应该承担哪些责任。但这种概念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了，他们的成长已经没有了这样的环境。有时候，我会有意识在没事的时候带孩子回老家玩，但刻意的给他灌输这种概念，只能是点缀，无法形成一种自觉。我和哥哥（陈彧凡）在杭州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发现我们之前的经历对自己而言更有真实感，在这个时代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我们还有一定的敏感性，而每次回家都会触碰我们创作神经的这根弦。做“木兰溪”项目就是通过回溯的方式，重新审视我们的成长经历、村子的历史以及自然环境与人文状态。这是一种比较真实的创作态度。在很多为“木兰溪”项目撰写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乡愁”，笼统地说，它是一种乡愁，但对于我们的创作理念而言，它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的一般性的反思，也是在通过我们的作品描述东南沿海侨乡文化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