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要已经在他的工作中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可持续方式，他称之为“连续剧”。这来自于他对当代艺术所创造出的种种形式化的满足感的怀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现行的展览机制和自我的工作进行连续的击打。

2012年北京公社的个展“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赵要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他几乎原样复制了2011年自己的个展“我是你的黑夜”—相同作品不同材质的重新翻造，体量增加并等比放大，向藏家借展已经销售出去的作品，甚至连开幕时间都选在一年后的同一天。这次展览的结果也令他意识到，当艺术家什么都不做时，观众依旧可以获得观看一个新展览的快感。值得注意的是，赵要还拥有媒体工作者的身份，他既是创作者，还是当代艺术专业观众中的一员。他用自己的展览来测试展览的意义和有效性，试图改变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因为一次性展览建立起的传统关系，这样的思路也一直延续到他的最新个展“精神高于一切”。

2013年2月，赵要受邀在佩斯伦敦举办个展。展出的7张与展览同名的作品是用丙烯在牛仔布上绘制黑白灰单色的图形（来自智力拼图）；600张沿途连续拍摄的黑白公路照片码在影集里，安放于地面的4方草席上；一张雪山顶端寺庙的照片也同样被处理成黑白，连续喷绘拼接成墙纸，共同组成了整个展览的基调。除了前言中对展览背景的简要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付欠奉，观众只能在有限的信息中猜测展览背后发生的故事。

“精神高于一切”存在于两重叙述空间：一部分发生在2013年2月佩斯伦敦苏荷区的空间，而在另一个时空，赵要在玛雅预言末日当天出发，赶在展览前将作品运往玉树雪山上的摩耶寺，请活佛为画作加持。寺庙所在的囊谦县位于青海省最南端，同时与西藏和四川交汇—5年前赵要第一次去到这里恰好是观摩九世乔美仁波切坐床1仪式—在高原遭遇5000米的高海拔和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整个行程历经10天时间。一路长途跋涉，连画都因为颠簸而受到磨损。至于作品是如何被加持，以及涉及佛教的信息均未得到明确的视觉化呈现。从雪山脚下骑摩托登顶摩耶寺40多分钟的过程，赵要拍摄了完整的录像，为避免让声音和色彩干预观众的想象，最后并没有展出。

作为主体的画作依旧来自“有些想法的绘画”在成品布上的平面几何图形的系列（相同图形的作品在前两次个展中均有出现），赵要再一次进行了自我消费，将先前的经验嵌套进来，让过去与现在相互影响。某种程度上，“精神高于一切”可以被视作为前一次展览的副本衍生，赵要设计自己的作品连续上演，每一次都展开不同的“剧情”，由此形成了持续生长的展览计划。

“有些想法的绘画”系列中那些去主体性的创作方式，显然与有着现代主义形式要求的佩斯画廊（有经营西方抽象主义绘画的历史）产生了明显的分野。表面上观众很容易将其抽象绘画系列视作为一种无可回避的物质结果2，相反结果并不是他关心的部分，赵要的创作大多数时候都在针对某一种“观念”，或是人们对艺术认识的现成反应，直接反对了观众对画面隐含某种含义的需要，而强迫观众重新认识抽象画。而作为画布的牛仔布放置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除了其质料本身耐磨、持久的特性指向了旅程的跋涉艰难，也暗含了一层模糊的对阶级趣味的试探。

在赵要的展览中持续着对艺术创作不同层面的探讨：其一，为什么我们的观众和藏家要用特别多“意义”来要求艺术？展览对于最后现场结果的强调，使得我们的经验被展厅所禁锢，观众关注的仅限于关注绘画本身而非形式背后的概念，这令他对现行展览机制感到厌烦，而在作品中重复同系列的图形便是一种积极抵制意义生产的方式；另一方面，观众对当代艺术的惯性理解是如何受知识背景、宗教信仰以及政治态度等经验影响的？赵要希望通过展览中不显露的故事背景和蛛丝马迹将观众卷入一个开放的对话平台，主动加入反思和讨论当中。

赵要决定用一段信仰之旅完成整件作品的动机也出于对艺术家“采风”式创作行为的戏仿。在他看来艺术家们不厌其烦地去西藏新疆或三峡，追寻具有某种色彩背景的“目的地”并为此而创作，仅仅是为了制造一个故事（话题）。赵要则用一场纯形式化的行动来试验，“抵达”之后作品是否真的会产生某种变化（非物理性）—“什么都不做，就带着画出去走一圈”，让以往作品从工作室直接进入展厅的固定环节之中多生出一些周折，最后再进入展览。在出发之前，这批作品已经完成，与目的地不具备从属关系。展览“精神高于一切”本身只是利用了对佛教普遍的基本认识（艺术家尚未皈依），用活佛加持的权利来建立行动的合法性，则是为了让观众对艺术的理解更丰富或者更麻烦。

为此大费周章，亲身经历过朝圣之路后，赵要也开始重新思考行动的意义以及自身对宗教和当代艺术的认知。当具有反思精神的创作活动与稳定坚硬的信仰相对时，宗教和艺术便成为了一种平行的信仰。他甚至愿意相信，那些空洞的图形因为得到了佛教信仰的加注，而获得了精神性的力量。

1.坐床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的重大宗教仪式，是活佛传承过程中，转世者由转世灵童正式继任活佛并改称活佛名号的必要仪式。

2.“抽象”这个概念实际上鼓励了其使用者去忽略不同的艺术实践背后的观念、思维、方法与手段，而只把最后的物质结果作为评判对象。因此，如果不对“抽象”这个概念做进一步解释的话，它带来的将会是一种认知上的惰性，并会使自身蜕变为一种新的流行符号。——鲍栋，《告别一个观念：抽象》，《艺术界》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