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件事都表明，第十二届里昂双年展试图在回避许多大型展览中常有的冷静和严肃。首先是源自纽约摄影师罗伊·埃斯里奇四幅肖像作品的展览识别系统：主角帅气的小伙儿捂着一个眼眶直盯着相机，另一个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士穿着纽扣紧锁的衬衫吹着泡泡糖，就是有点太靠近镜头而令人不舒服，另外两个主角分别是目光远离镜头的一头猪，以及和一名戴着珍珠项链、似乎完全绝望的年轻女子。这些图像的海报无处不在，画面只有一个有着时髦字体的双年展标题：“其间……突然，然后。”

走进里昂当代艺术馆，看到的第一件作品是汉娜·温伯格的《每隔一年》（2 013），其中一对音箱在玩鼓对唱，听起来出奇的和谐，并再次传达了一种青春洋溢的激进感。但是，本次展览以“诗意”代替了“酷”。这不是一个很“摇滚”的双年展。事实上，本次双年展是非常令人舒适的，并且这种满意触及到双年展的每一个角落—里昂当代艺术馆耀眼极了，废弃的工业空间或者变身美丽白色立方体空间（糖厂，过去主要用来储存糖的仓库）或者保持原样，还有专给一位艺术家使用的场地（圣－热斯特教堂）、神秘兮兮对内容绝口不提的展览标题，以及那60多位艺术家名单。

官方主题、策展人贡纳·B·卡瓦兰选择艺术家和构建概念框架的兴趣，都指向了对叙事、说故事及其新模式的兴趣。这继而又引起了贯穿双年展的一系列线索：对以怎样的叙事结构呈现展览作品的重新考虑、对艺术史叙事的质疑以及关于艺术媒介界限的探索。

对以新的叙事结构呈现展览作品的兴趣，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瑞安·崔卡汀，他展出了他在20 0 9年到2012年期间与莉奇·费齐联合创作的录像装置，在这里，它们被称为“雕塑－戏剧”。本次双年展给人的感觉非常宽敞、整洁—尤其是在里昂当代艺术馆，这里每个艺术家都有一个房间放置他们/她们的作品—许多艺术家利用这个机会展览大型作品，以此挑战常规的展览方式。其中一个例子是海伦·马滕,她受双年展委任创作的作品《疯狂的粒子》（2012）由一些她知名的旧作品组成，并希望创造作品之间新的关系。伦敦艺术家洛尔·普罗沃斯特同样抓住委托创作的机会，重新展出了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以前以前》（2011）—一件饱含诗意的、由文本、声音和录像组成的迷宫似的装置，并以一种充满感情的、性感的方式将其同卡夫卡的《变形记》联系起来，并且，观众可以在一个黑暗房间里看到从《以前以前》延伸出来的《以后以后》（2013），雕塑和物品在不同的时间间隔被照亮。这是一件引入入胜的作品，艺术家本人将其称为“某种新3D电影”。

对媒介的反思贯穿了整个展览，卡瓦兰邀请的大部分艺术家都是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年轻艺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媒体和科技作为创作媒介。有时，这看起来是要取代叙事本身，许多作品在尝试组织信息—这或许是对网络世界信息过载的一种回应。巴西艺术家古斯塔沃·斯皮里奥的作品《伟大的艺术史》（2005－2013）值得关注。他将过期的《生活》杂志中的图像装订成书，并在上面绘画、书写，以此叙述图像。例如，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小学生被称作“包豪斯”；以及斯皮里奥重写的历史断定，朋克、查拉以及马雅科夫斯基之死比战争、政治或功名的历史都重要。对传统叙事的审视和重组，也表现在黄汉明三屏装置《我中我》（2013）对电影修辞的研究中，艺术家在此扮演了古典、现代及虚拟三个时期的日本电影中的女性原型角色。他是现代时期照顾父亲的女儿、虚拟故事中的未来战士，以及在古典故事中寻找丈夫的女人。这位男性艺术家扮演女性角色并非只是对性别的评论，同样也是对叙事媒介如何能够扭曲我们期望的一份声明—正如他在幕后部分的结论一样，剥离所有幻觉，将叙事呈现为原始的、几乎失效的系统。另一件展现沟通媒介之无用的作品是朱丽叶·博纳维奥的《低碳的年轻家庭主妇》（2013），其中一个年轻女性试图循环使用她制造的垃圾，结果却在保卫自己的垃圾中精疲力竭。还有温伯格在糖厂展出的另一件作品，是一段《预告片》（2013），由一组永远不会被制作成电影的镜头组成。

糖厂和里昂当代艺术馆给予了作品慷慨的展示空间，表现出对艺术的极大尊重。视频装置作品间鲜有声音溢出，实验性的装置作品拥有宽大的空间，由于良好的建筑平面布局，墙上的文本也有充裕的空间。这是一个说不上很贵，但看起来很专业的布展，给人一丝无私的、彬彬有礼的意味。何来彬彬有礼一说？卡瓦兰策展的展览自然有他的意图。策展人没有选择那些经过市场洗礼和验证的、在大型双年展中我们常见的X时代年轻艺术家，尽管这值得称赞，但市场已经接受了许多这样年轻的艺术家，不少商业画廊就在双年展上推出了他们材料讨巧的、好卖的作品。但双年展的作用究竟是发现和引介新人，还是为现状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呢？卡瓦兰显然对后者更感兴趣。他的策略验证了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真正的对话—展出的作品中许多都是委托新作的。约翰·凯尔希从其他参展艺术家为双年展图录撰写的文字中节选出文本，作为每件作品的引言，贴在墙上。这种对双年展的介入—对信息安全的某种威胁—是对过于平顺的双年展结构的一次重新思考。

如果双年展的作用之一是宣布新时代的到来，那么展览的确推出了一批年轻艺术家。这些年轻艺术家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正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做出回应。对这个世界的形成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互联网，但还有全球化，故障频发的经济体系，移民问题，排外和包容的问题，以及文化的可转译性。“为确保你不是死人，我们得先看看你是否活着”—这句话传达了艾德·阿金斯的录像《扯平》（2013）里某个时刻。如果说反思叙事看起来已经过时了—后现代主义和关于宏大叙事已死的宣告可以引证这一点—选择这一代艺术家的做法是可取的，恰恰是因为他们在使用科技讲故事的同时质疑这一媒介。本届双年展的标题很好地涵盖了它的内容。“其间……突然，然后”是关于时机的，考虑到卡瓦兰在这里创造的展览关乎当地和当下，这个标题无疑是恰当和巧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