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水墨艺术在当代中国

徐冰,《天书》,1987-1991年 装置,手工印刷书籍、木材凸版印刷的天花板和墙壁卷轴,纸本水墨 每本书(打开)4 6×51厘米 天花板卷轴每幅96.5×3500厘米,墙上卷轴每幅280×100厘米
徐冰,《天书》,1987-1991年
装置,手工印刷书籍、木材凸版印刷的天花板和墙壁卷轴,纸本水墨
每本书(打开)4 6×51厘米
天花板卷轴每幅96.5×3500厘米,墙上卷轴每幅280×100厘米

从未举办过大型中国当代艺术展的大都会博物馆这次雄心勃勃地迈出了探讨非西方当代艺术品如何在百科全式美术博物馆中展出的第一步,通过在该馆的大型中国艺术展厅中展出“水墨”一展,大都会抓住了一个一度错过的机会,不仅借此反思何为展览制作,更要重新检视自身永久陈列的有效性与潜力。

想一想就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展览。杨诘苍在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首展的关于地标建筑(包括五角大楼、三峡大坝,甚至有不知名的炼油厂)的大型系列绘画《哭泣的风景》(2002)在本次展览中被置于展出5到8世纪大型中国佛像与巨型壁画的展厅中,从空中垂下。不同年代作品截然不同的意图与境遇在同一时空中交汇,呈现出叹为观止的视觉并置效果,而两类作品也在展厅中构成一种整体的景象。不过,墙上文字包含了一个可能是为了说明这种并置逻辑的段落,里面说杨诘苍在学生时代曾经临摹过与展厅内那幅壁画相类似的作品。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反而削减了两类作品各自的独特性。总之,作品间的视觉关联是强烈的,然而博物馆自作主张地制造的“艺术史”关联则更像是一个蹩脚的借口,甚至有点欲盖弥彰。

宋冬,《印水》,1996年 西藏拉萨河中行为,36张显色印刷品 每张60.5×39.9厘米
宋冬,《印水》,1996年
西藏拉萨河中行为,36张显色印刷品
每张60.5×39.9厘米

这种大胆尝试在艾未未的《绘有可口可乐LOGO的汉瓮》(1995)与大都会馆藏汉代陶器的并置展出中延续。可是如果艾未未的作品单单是基于把大众化的可乐LOGO印在我们认为值得保存的器物—古代陶器—上所带来的冲击效果,那么它与历史器物的并置则显得肤浅。这种显而易见的安排似乎暗示人们其背后应具有某种超越已知的新意。然而,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点像马西米利亚诺·吉奥尼在2 01 2年光州双年展上的笨拙之举,将谢丽·勒文妮的“模仿沃克·埃凡斯”系列置于她所挪用的沃克·埃凡斯摄影旁。我们现在至少应该明白,显而易见的未必就是有效的。

展厅里,一组艾未未的家具作品《凳子》(2007)和《两条腿的桌子》(2004)—都是用传统的木匠技艺造出的无功能家具,反思了传统的器与用并非总是严丝合缝—在明代家具展厅中展出,这些展厅以众多引人入胜的艺术品显示了传统的持久强大以及传统工艺如何能用以传达更为抽象的概念。这正是“水墨”展的初衷。而也只有在这几个展厅中,当代艺术得以与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并置展出。在大部分例子中,古与今是分开展示的,在1980年代建造的仿古庭院“明轩”(英文名“艾斯特”庭院)周围的一圈空间中展出。但因为“明轩”的建造年代与“水墨”展中作品的创作年代相仿,因此这对于展品来说算不上一个绝佳的背景—鉴于该展申明的目标是展现当代创作如何反映并改变传统。

强调水墨作为传统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回响是大都会本次展览采取的有力工具。问题是在说明以水墨创作究竟是什么—甚至可以是什么的时候,博物馆却选取了最固化呆板的定义,而没有尝试拓宽媒介的任何边界。博物馆将黄岩的很难说具有开创性的作品《中国山水文身No. 2》和《No.4》(1999)与段建宇的“美丽的梦”水墨风景系列(2008)并置展出,前者是记录艺术家在自己身上画传统中国山水的摄影作品,后者最明显的新奇之处是在卡纸上作画。尽管这样那样的作品多多少少能带来某些吸引人的分主题—比如读写传统之间的关联,书法与语言的关系(比如徐冰和邱志杰的作品),再者,身体与地理的关系(比如黄岩的作品,还有宋冬的行为作品《印水》的摄影记录,艺术家拿着一方大印试图在拉萨河的水面上反复不断地印上汉字)—整个展览被划分为一些缺乏想象力的主题—“抽象”、“画笔之外的艺术”、“新风景”等。

即便在如此保守的概念框架之下,仍有一些作品脱颖而出:比如邢丹文的《都市演绎#13》(2005),一张数码后期的彩色摄影,气氛诡异而精确地呈现了一幅几乎是空城的未来都市景象,重新审视了都市生活。很不一样的是邱世华的三幅《无题》架上油画(创作日期1996,2001,2002),表面上像是白上加白的极简主义,凑近了看才发现,它们其实拥有极为细致的图像,但只有长时间认真观察才能分辨。另一组与西方先行者有关的是王冬龄的三幅作品,给人一种更有能量的罗伯特·马瑟韦尔作品的印象。(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假如该展在大都会的当代展厅中展出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因为许多参展艺术家对全球范围内的同代人或上一代人的借鉴丝毫不亚于对本国悠久艺术传统的借鉴。)

杨福东,《留兰》,2003年 单屏录像,14分钟
杨福东,《留兰》,2003年
单屏录像,14分钟

其他呈现也相当出众:艾未未的系列摄影“临时风景”(2002-2008)反映的是北京周边一片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被夷平或拆毁的发电厂,展示在落地展柜中。与该作品共享一室的是一系列录像作品(包括杨福东、邱黯雄、陈劭雄等人的作品),为摄影作品提供了一种恰如其分的画外音,使得整个工业景观显得更加迫切。最具震撼力的是出口处:很难不爱上徐冰的旷世之作—场地装置《天书》(1987-1991),以《天书》作为整个展览的终结,特别是考虑到用来印《天书》的雕版在展览的前面部分陈列,带给观众一种哪怕只是小范围内的精神释放。

是否很难想象,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展览能做到两全其美—既呈现了艺术,又严肃地考虑对艺术品的呈现?“水墨”展声称如此,但实际上选取的却是最为便捷、保险的展示方式。当今世界上的众多当代创作早已把美术馆展示作为媒介内在部分来考虑,大都会却固守标准的展览模式,这使得一次本来拥有绝佳时机的尝试以过气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