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一个主展厅层顶最高点达12米、地面近400平方米的开阔空间中实现和操控一次以绘画为核心媒介的个展？此前，这里曾多次出现具有视觉侵略性和空间压迫感的巨型装置，如孙原和彭禹的当代奇观式的《自由》，被宏大叙事所架空的黄永砯的《专列》和沈远的《天梯》，以及王度用7吨照片和9米脚手架砌成的饕餮《国际快餐》。展厅如剧场，当基于作品体量的震撼表演被消费到某种极限，那么后来者就得在导演策略上另谋出路。

作为将近期工作重心转向绘画生产上的艺术家之一，徐渠用一个支撑展览核心主题的绘画系列、两组不同媒介但同样探讨了空间关系与正负形的装置和雕塑系列、一套覆盖展厅墙面的整体视觉和与之对应的巨幕动态投影，更新了个体艺术家针对上述开阔空间的使用手册。徐渠为这个在观念上极简的展览削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元素，只留下营造视幻觉效果的红蓝色系、抽离自古希腊艺术的完美轮廓、构成画面上浮雕式的制作感的色条、被刻意与现代风水理论绑定的块面切割。这些能够有效地“搭建”结构的手段并不鲜见，在某种程度上，个展与群展的本质差异正如同艺术家展览和策展人展览的对垒；就视觉暗示的强度和概念传达的有效性来说，从工作室到展厅的最好不是各自成立的单件作品，而是与空间共同融为一个有机结构的局部形式。自2010年徐渠结束在德国的留学生活，驻留北京并正式开始职业生涯到现在，他用四年时间积累了人们在今天所见证的模式分析和控制现场的实践经验。

“瞬间”是完全意义上的艺术家展览，没有策展、没有文本化的概念，将画廊展厅和工作室方案视为整体工程去协调。这种项目式的个展在今天是主流趋势，艺术家就是自己的策展人，去控制工作流程、展览框架、视觉呈现和各个细部。自半个多世纪前全盛时期的安迪·沃霍尔工厂所建立的大工作室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制造层面仍然是艺术家可控的最优模式，并且不断繁殖新的生产手段。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多面手和管理者的艺术家队伍的扩张，加速提升了对整个行业的平均职业化程度的要求。如果说，高度职业化对于十年前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内的工作者来说，只是诸多发展方向中的一种，那么在当下和可见的未来，它已经成为个体对峙艺术行业制度的基本素质。

而并未实质性介入艺术生态的观众是最被动的角色。甚至，其观看行为也被艺术家对“展示”的绝对控制所绑架，这里不再提供讨论的余地，所能接收的只有一个在视觉感受上趋于完美的现象。而当观众伫足低头，便会发现：这是一个武装到脚底的“瞬间”，它在此处短暂冻结，继而马不停蹄地奔向未知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