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史来说，是比较热闹的一年。全年不乏事件，以今日之眼回看，许多事件在今天都构成了不小的回声。这一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对当时收藏市场五大热门藏品进行点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赫然位于榜首。同样是这一年，已经共同创作过四回展览、在北京非常知名的一个青年艺术群体N12的各位成员，经过几次的聚会讨论之后，决定停止这一年的群展，至于再次的合作时间，或是否仍会合作，“一切都留待未来，且行将未知。”在此之前，从2003年到2006年，这个群体已经完全依靠自己之力，成功地聚合了各种资源，举办了四次群展。并在第三回开始由私人赞助，第四回则从中央美院的老陈列馆转移到三里屯当时新开的西五画廊。停办，这在当时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激流勇退”似的逆水行为。

在N12这四回展览期间，北京经历了艺术市场急速发展，画廊从无到有的阶段，外界各种情况的渗入，令原本单纯的共同展览受到干扰。一直对N12自我组织比较自觉的王光乐曾在采访中提到，“对于风格转换较慢的平面绘画来说，以每年一届这样的频率办展，节奏确实比较快。我想应该先歇一下，或者等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再继续做下去。”而对于另外很多人来说，更在于个人发展下更多其他展览或个展机会的获得，开始削弱N12展览的价值。在N12的博客上，2006年8月4日，题名为《搞活N12》温凌的一篇博文中可见，成员的去留，展览如何继续等等，都成为当时困扰的问题，而在N12的形式里前者的意义似乎更重。

然而，不可质疑的是，N12始终没有停止尝试在保护友情——这是他们聚合的基础——的同时，又不令这种聚合成为一种形式上的空壳——毕竟艺术需要最大化的个人性。这些努力和经历本身成为国内当代艺术中“自我组织”这一形式的一块实验场域。长达七年的停滞与自省，在今日快速发展的北京，几乎等同于一个区域的建立或荒废时间。讨论、私交仍在继续，结果则于2013年冬天，北京公社的“N12：第五回展”，及2014年四月份，台北的大未来画廊举办“N12：第六回展”呈现出来。这次重聚的最重要差别，也许在于N12首次更明确地有了自我组织的自觉，从依托集体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到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共生，并考虑这个集体本身的存在价值。王光乐说得好，“N12成立时的目标很明确，我们需要增加展览与曝光的机会。随着时间过去，每位成员的事业逐渐地步入轨道，第五回展，我们想给观众呈现另一种艺术小组的展览呈现与建构样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建构面貌呢？在这两次展览中，我们开始看到成员作品的大量变化，成员所要应对、处理的，已非刚毕业大学生更多关心的生存与风格寻找，而集中在成熟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探索上。N12的12位艺术家几乎均起步于架上绘画，架上绘画自身在当时面对的种种问题，以及艺术家如何利用其进行自我意识的探索一直是前四回展览的核心。到了第五次展览中，王光乐、胡晓媛、仇晓飞、杨静均带来与架上有距离的装置作品。宋琨对画面技法的研究已经日益精细；王颉的作品虽然仍是绘画，也因多种媒材的混合使用，而具备了不同的意义；马延红从最初对女性意识和身体、性别的研究继续深入，拓展至具备社会化的一面，其画面处理也因笔触的精致而更具光彩；温凌则在漫画与油画两个领域深入，且模糊其边界，为双方带来不同的呈现，其架上绘画难得地具有表现主义的画风和令人意外的色彩研究。另外，从开始只有王光乐一人创作抽象作品，到迄今几乎过半成员的作品都开始脱离具体的物形，而在抽象领域里挑战意识的接受程度。鲍栋曾在文章中准确地指出，这种脱离与抽象，代表着对过去学院教育写实手法的集体观看，内倾至个人化眼光的过程，也因之迥异于艺术史上的抽象主义，具备更多的个人性。仇晓飞的作品则成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也许应该从现在将N12视为一个新的，展览已经不是目的，而成为一面成熟的、呈现中国当代艺术自我组织实践的视窗。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以代际艺术家小组的面貌，以年和展览为单位，记录中国当代艺术衍进的艺术群落。他们中每个人的作品序列，都纵向地提供单独深入观看、研究的价值，整体则可横向呈现一个以北京为聚集地的当代艺术小切面。可以预见，N12在今后可能面对的，会是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而他们自身的地域性特征和个人性，则以一种具有差异性的集体共生形态延续下去。期待N12的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