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与郑波的访谈）

郑波曾在中国美院任教，现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教职。他在2013年发起了艺术项目“住在上海的植物”, 进行开放型课程的探索, 从生态、历史、建筑、美学等多学科视角探讨植物与我们的关系。

“在教育专题的前期调研中, 我们发现不少老师并不足够了解自己的学生在想什么, 他们的学习状态如何, 所以他们所提供的教授内容, 往往没有结合每个学生的实际状况, 按照恰当的学习进度或者安排来做。那么如果反过来, 有没有可能学生自己安排自己学习的进度或者内容? 老师就像一个平台的提供者一样, 帮学生更有效率地找到学习的资源?”

 学习的动力·对现实的认知

80年代常常听到这样的故事, 一位三十多岁的邻居一边工作, 一边照顾小孩 (当时没有祖父母帮忙 , 更没有保姆), 一边上电大(1)。现在回想起来, 那些人非常辛苦, 但为什么还有动力去读书? 另一个例子, 浙江美院的王强老师说, 他和张培力等人在读书时经常几个人坐在床上 (当时没有咖啡馆) 从早到晚的讨论艺术问题。他们对学习的渴望远远超过拥有各种资源的我们。他们的动力是从哪儿来的? 是个人的, 社会的, 还是历史的? 一个原因是“文革”后很多人希望追回失去的十年, 但还有一个原因: 大家对现实不满足, 对未来充满想象, 这个想象不仅关乎个人, 也关乎整个社会。拥有这样的想象才能拥有学习的动力。

“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领域从来都和社会资源分配绑在一起。”

而对未来的想象又和对现实的认知分不开。在中国美院教书时, 我自认为对学生最有用的一堂课是带大家走出校门, 看到美院所在的南山路。第一站是美院对面的咖啡馆“普利欧”。大家对这儿都很熟悉, 经常去买咖啡、面包。我要求每人做一个和平常不同的行为, 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触碰到那些视而不见的规则和机制, 看到这个社会空间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在“普利欧”工作的人相对比较弱势, 多是外地来杭州打工的年轻人, 他们会比较温和地对待学生。从咖啡店出来, 右手边就是一个军队大院, 没有挂牌, 只是大门上面悬挂着五角星。一群人在门口停下来, 值班室的小兵马上就冲出来赶我们走。再过马路, 回到美院一侧, 美院大门旁边是一家车行, 专营豪华车, 大家天天从这儿经过, 习以为常。一推门进去, 店里的人很诧异, 全部的销售人员都跟着学生, 犹如即兴戏剧。从那儿出来, 往南走, 经过一个自助银行, 里面有两台ATM机。我们进去, 刚开始讨论, 监控系统就开始跟我们说话了。再往前走, 经过网吧、小店、工地、回民面馆、警备司令部, 边走边讨论这些空间和权力、资本、文化的关系。最后走到浙江美术馆。有了前面的铺垫, 大家就容易看到美术馆这个社会空间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我在浙江美术馆看到很多老人站在上世纪的木刻作品前, 饱含情感, 因为作品和他们亲历过的生活有关。但同时, 他们又接受了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 认为年轻人就应该好好画画, 不要跑出去和社会现实搅在一起。上世纪30年代的“木刻运动”推动艺术从精英文化转向关注民众生活, 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关怀很快被政党转化为自上而下的宣传。80年代时, 先锋艺术家针对体制提出“为艺术而艺术”, 当时没有对艺术和社会的关系作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模式的区分。

也许, 我们的教育过于抽象, 课本里的东西和生活离得太远, 不论是数学课、语文课, 还是历史课、政治课。带学生走南山路, 就是希望大家意识到平时探讨的理论问题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这样读书时才能有个参照, 才能对不同的理论观点做出判断, 不然很容易盲目崇拜理论或是对理论失去兴趣。走南山路和下乡刚好互补。下乡的好处是, 大家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容易发现问题; 但不足是我们可以随时抽身离开。南山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学生在这儿生活, 天天要面对。很多学生现在没有学习动力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真实的生活, 缺乏现场感。

而学生一到大四开始找工作时, 马上又会遭受强烈的现实冲击, 这和他们作为学生对南山路进行观察、分析非常不一样。因为当面临生存危机时, 很难和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  很难再用批判的视角来看问题。如果学生能早点看到社会现实, 早点开始思考自己要如何面对、改变现实, 要比被突如其来的现实完全吞没好。

学什么·教与学的角色定位

一旦能清楚地界定要学什么, 比如学Photoshop、学画人像, 学习就变成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 当我们知道自己想学东西, 但又不十分清楚自己要学的到底是什么, 这时候如果能有机会让我们尝试、摸索就很重要。某种程度上TED(2)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场域。

2011年, 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塞巴斯蒂安·斯伦将他的人工智能课放到了网上, 结果吸引了全球十六万人报名参加, 引发了北美的“慕课”(3)热潮。斯伦辞去了斯坦福的教职, 成立了在线大学Udacity。紧接着, 另外两名斯坦福计算机系的教授成立了Coursera。这两家公司和大学合作, 但都是以营利公司的模式运营, 都有私募基金投资。

老师和学生其实应该形成一个有机的聚集, 好像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还包括生活、网络等其他力量。斯伦教授曾预言说, 十年或二十年之后, 全球只会剩下十所大学。它们负责生产课程。“授业”的任务由Coursera、Udacity等公司完成, 但恐怕它们短期内还无法取代老师“传道”和“解惑”的工作。这个“惑”不再是那些具体的问题,而是指学生有疑问、但又无法清楚界定的困惑。

 教育·社会资源分配

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领域从来都和社会资源分配绑在一起。当下的“慕课模式”并没有撼动社会资源分配的模式, 即使有人通过网络学习拥有了同样的知识和能力, 但拿不到名校的证书, 就和那些拿到证书的人的境遇不同。慕课甚至有可能制造更极端的贫富分化: 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网络学习, 而只有极少数人可以进入哈佛这些精英俱乐部。

Coursera采用的还是类似广播的形式, 一个人讲, 大家听, 还是现代主义的模式。HASTAC(4)就在尝试更具合作性的方式, 不止是学生之间, 也包括老师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学习的内容不止是那些已经成为经典、主流的东西。超越主流的教学实验在国内同样有, 只是没有借助网络, 比如性别研究领域非常著名的潘绥铭教授, 他在组织研讨会时除了请学者参加, 也会请性工作者来, 因为其能带来超出传统学术视野的经验。其实, 在《论语》、王阳明的《传习录》中看到的都是学生问、老师答的形式, 都不是现代主义的广播模式。现在很多人注意到了新技术, 但缺少对这些技术的反思。比如, 现在越来越推崇每个人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自由”, 但这些理念可能恰恰迎合了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方式,  将社会责任转移到个体身上, 令不平等更加恶化。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工业时代甚至前现代, 而是说需要将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放在一起思考。我们需要从传统的教室出走,但不只是走向“在线”, 而是走向“在线”和“在场”。

(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以及地方各级广播电视大学, 简称“电大”。

(2) TED (指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 在英语中的缩写, 即技术、娱乐、设计) 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从1990年开始, TED所组织的大会在美国召集众多科学、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 分享他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讲座在网上发布。

(3)  慕课 (MOOC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的缩写), 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4)  HASTAC (指 Humanities, Arts, Science, andTechnology Alliance and Collaboratory 的英文缩写, 即人文、艺术、科学与技术联盟和协作) 是由12000多个人和机构构成的虚拟组织, 研究高等教育、学习特别是终身学习的模式。通过 HASTAC会议和讲习班在网上发起对话和协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