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山、黄河

黄边站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变化的今天仍旧保有着艺术理想与艺术实验的精神。这样一个松动而具有凝聚力的机构，不提供绝对正确的引导和服务，而是有着改变的急切和紧迫——否则它便是一个温室，不是一个花园；是难民营，而不是俱乐部；是希望工程，而不是阿卡德摩。或许对于如黄山、黄河的年轻一代成员来说，恰恰应该抛弃黄边站安全岛式的集体温情，而是与黄边站一同走入下一个阶段，在不断试错的尝试过程中寻求突破。

尽管广州本土的艺术生态中一直缺少商业系统，但仍拥有数量不少的当代艺术爱好者甚至是有志于投身此行列的人群，参与艺术活动的人群也多来自“民间”聚集的自我组织。但因缺乏固定聚点、行业限制无从进入专业艺术机构，与艺术工作者的交流也仅限于美术馆的展览问答。因此，“黄边站”的出现亦是自然形成的产物。在近几年的广州，除了美术馆与不定时举办艺术活动的博尔赫斯与观察社等，强调自我教育的艺术教育的主张一时间也聚集了一群独立而有批判态度的艺术爱好者。而在当地居民心中，“黄边站曾经只是一个地铁站，一个地名；但现在，一看到黄边站，就想到艺术。”

2012年6月，黄小鹏退出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五工作室。王璜生也正式退出广东美术馆。2012年到处是世界末日的传言，虽然孤立存在着几个出色的艺术机构，关于艺术，我们确实不知道在广州，平时还能去哪里—根本不存在比较有水准的日常性艺术交流平台。下一个刺激很快到了，半年之内 “黄边站”出现。很快，“黄边站”开始招收成员。主持人是黄小鹏、徐坦。经历了大小风波，到今天黄边站已经吸收了第三届的成员。

关于“黄边站当代艺术中心”的诞生，不妨听取这个版本：这个像是售楼部的空间被时代美术馆闲置了，也许由于它内部两层空间的物理特殊，也许是由于它挡在“时代玫瑰园”小区门口保安亭背后的位置尴尬，反正就无法出租做商业用途。时代美术馆的策展人之一蔡影茜保留着对本地年轻艺术家的关注，适逢黄小鹏离职，经过讨论，黄边站诞生了。地产集团支持当代艺术有许多理由，作为他者我们不易准确描述，但时代美术馆对黄边站从未特意施压或操纵，一直以来维持了值得尊敬的专业态度。

黄边站举办活动的周期是1-2周一次。由于活动基本安排在周六日，主题内容差异较大，参与活动的人数时而极少，时而极多。不得不提到黄边站的“母体”，以及它与时代美术馆相互独立又融合的特殊关系。因为空间的从属关系和位置邻近，方便与美术馆方分享艺术家、策展人等资源，受邀来到黄边站讲座或凭兴趣与其他交流者产生互动与合作。卡特斯基金会的负责人在这里浏览过有收藏可能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在“为何关闭黄边站”项目实验室进行时，陈侗收藏了黄边站内展出的刘声一件有记录性质的作品。

同时，黄边站的所有经费开支都是以“项目”名目在美术馆的管理框架下进行结算的，人工费用时常积压。因此黄边站的固定工作者（目前是李耀，朱建林，罗熙烨）都需另觅职业来满足生活需求，“兼职艺术家”看似成为了广州的传统。尽管主管黄小鹏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黄边站的教育里应该包括民主实践，“如果我们把黄边站当作一个艺术计划来看待的话，那么它出现的各种问题就显得很正常了。” 毕竟，艺术家真正关心的不是机构运营方式，而是艺术本体。黄边站内部进行了多次的探索与努力，就管理、行政问题进行的争执也时有发生，激烈程度甚于对学术观点的争吵，令外界时不时会出现“黄边站要关门”的风言。身份的暧昧和游离也似乎有助于黄边站发声的独立，在项目实验室结构里，随着创作成员的差别，黄边站总会发出多种声音，因此以单个项目活动孤立地看待黄边站都是难以成立的。

徐坦和黄小鹏都曾提过他们的忧虑：广州美术学院的毕业生选择艺术创作的原本就稀少，随着本地扶持性专业环境的缺失，年轻的艺术家们要么被生活长期淹没了创作，要么赴往上海、北京去过像样一些的生活。徐坦说：“这样下去，再过几年，广州可能就没有自己的当代艺术了。”通过思想、观念上的对话协助年轻艺术家生成个人创作蓝图，逐渐完善广州当代艺术生态缺环是大家共同期待的。

无论是黄边站成员还是其他人，都不认为任何类型机构具备培养成熟艺术实践者的完整条件。艺术创作终究归结个体，因此不得不说黄边站的“公共化”趣味并不适合每个人。社会议题比如全球化、城乡问题、消费文化等具有分析性以及批判性的作品更容易受到正面评价；相反，关注叙事、内心与风格的创作会很容易受到质疑。每次的讨论会需要参与者大量的口头表述，这也许会让不善于公共言辞的人感到无所适从。与“话语潮流”格格不入而选择半路淡出黄边站的人常有。有人说黄边站是“小圈子”。黄小鹏说，年轻艺术家在黄边站吸收了什么，拒绝吸收什么，都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有黄边站，始终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