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位华人艺术家”是《当代艺术与投资》针对2009年的“纸上美术馆”项目进行的一次年度展览。从2009年开始，该杂志每月一期对封面人物的艺术创作进行深入的个案性推介与研究，现在终于将纸上的成果移植到现实的展览空间里。参展的艺术家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他们大多是活跃在国内一线以及国际艺术平台上的成名艺术家。策展人借以他们的作品“试图揭示华人艺术在现代性转换过程中表现出的复杂样态”，并“将之看作一种重构身份的过程”。所以，难怪除了来自香港的白双全，其余的艺术家在问题的选取上都十分注重作品的意识形态问题导向和政治话语的艺术实践。

主展厅的入口处是汪建伟顶天立地的装置《隔离》，艺术家用中国改革开放前流行的“社会主义样式”的木质家具——比如大立柜、高低柜、写字台、储物架等，堆叠了一座纪念碑样式的“塔”。柜子是汪建伟应用过的重要元素之一，此次大规模的搭建的装置作品，外形上暗示了俄国构成主义艺术家塔特林未实现的《第三国际纪念碑》，折射出生活背后那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所蕴含的政治意味。主展厅右侧的墙壁悬挂了整整一面墙的温度计，上面记录了全球各地不同的温度，这是王广义2010年的新作《温度》。艺术家希望通过温度暗示“政治气候”，通过类似田野调查的方法呈现“原始物证”，揭示“全球变暖”问题上的各国的意识形态特征与博弈。只是温度计红色汞柱形成的抽象曲线所能传达的震撼却难以与观众的思维之间发生碰撞。

展览中，焦应奇的汉字研究作品《国字研究》与冯梦波的《真人快打》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参与。焦应奇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通过汉字象形表意的特征，根据自己对于生活和生存境遇的理解展开造字计划。在《“国”字表达研究》中，他通过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表达汉字“国”的各种意思，让他造出的新字涉及各种不同的，其中涉及生活、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意义指向。观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造字参与进来。这次展览选择的“国”字更像是“中国”的“国”，而不是宽泛意义上的“country”。在“国”字的选择上，能够看出焦应奇的政治指向。冯梦波的《真人快打》则延续了他以往的电子游戏的作品形态，而游戏中的人物都是艺术家生活中的熟人，观众可以操控他们进行对打游戏。但这件颇有人气的作品似乎只是验证了游戏自身的吸引力。

台湾的陈界仁与中国大陆的高世强是两位关注现实境遇的影像艺术家。陈界仁致力于探讨台湾“殖民内化”和普通民众的反体制宰制的政治启蒙，探讨“帝国”背景之下大众个人生命价值问题。这次展览播放了他的几部重要的影像作品：《军法局》、《路径图》、《加工厂》等。这些作品通过艺术的形式介入社会现实的政治讨论，将政治性话题的考察回复到“岛民”的生命经验之中，并在不同地区的对话平台上共同探讨普通民众的处境。而高世强擅长通过影像语言的设置和操控来隐喻和显现中国当代文化（社会）现实。他对于日常生活现象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问题比较敏感。这次展览展出了高世强的影像作品《日全蚀》。高世强将2009年的日全蚀与金融危机叠合起来作为这件作品的背景和缘起来探讨个人生命同国际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代表自然的日全蚀的介入，让故事进入到人、自然与社会的三角关系之中来审视今天中国人的精神境遇，抽象但不失感性。但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普通民众而言，在精神层面是否有如此深入的影响不得而知，抑或这仅仅是对当下中国处境的某种隐喻，我更倾向于后者。

本次展览展出了三位艺术家的架上绘画作品，舒群“’85时期”理性绘画的代表作“绝对原则系列”相近的近年新作“象征的秩序系列”，刘小东在甘肃盐官镇实地采风后回来补画的《易马图卷》以及王音的四幅人物画。同时展出的还有舒群阅读西方思想史、哲学史的浩瀚笔记，与之相比，刘小东在《易马图卷》上所写的在年轻时看过的书名，如《共产党宣言》、《诗经》就只能算是一种文化记忆。从他们的绘画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徘徊在画面里的时间感，与中国当下现实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呼应。

郑国谷根据网络流传的“北大关机山”各种无厘头段子制作了一件装置，名为《嘿咻门》。八扇自动感应器的门可以开合转向，门上布置了不同版本的“关机山”文字。但由于事件本身的生动和丰富的意涵掩盖了作品的表意，艺术家的作用力只表现在对于事件的选取。香港艺术家白双全展出的是他的《回家计划》的作品图片。在这一计划中，白双全与志愿者一起回家，通过微妙的角色转化和私人空间的介入，重新审视和建立今天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感受。白双全的作品安静、细小、简单，纯粹而直接的建立观众同作品之间的直观联系，没有什么必要的言说和分析，不论在作品气质、立意还是表达方式上，都同展览上其他的艺术家形成较大的差别。

不得不说，作为《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纸上美术馆”栏目的年度总结，这个展览本身并没有提出新的策展思路。所提的“华人”则更多的是带有某种自我预设的国际舞台效果，就如同展览中的艺术家谷文达的作品《从中国红到中国绿》中出现的五十万只红灯笼，用一种北京簋街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某种宏大的中国传统，如果是以不同国家地区、民族文化之间的进行文化沟通与融合为理想，那么，所谓的“西方艺术”是不是就此应该拿出挂满礼物的圣诞树同我们交换呢？针对艺术家而言，这样的展览可能会屏蔽掉个人创作线索中更具个人性、更具代表性的作品，而正是这些更具个人色彩的作品，才凝聚了艺术家艺术探索的精华，才是建立艺术主体性的利器。有了主体性，才能有身份。一个好的展览，需要最大限度地呈现这样的作品，在展览整体作品结构运动中让策展主题增值生长，而不是相反。

李笑男